9月4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，安徽临泉县杨小街乡新集行政村村民白某夫妇，因承包地被侵占，两人近日相约上吊自杀，欲以死换取有关部门的重视。幸亏被及时发现，避免了一起惨剧。

　　心痛！不到万不得已，谁愿拿生命作筹码换取权益的回归，用死亡作代价拯救“权利贫困”。这背后应该有有关部门的行政粗心、无法掩饰的行政野蛮和蹂躏民意。

　　应该说，个别社会极端暴力事件发生后，协调公共利益与民众利益、政府决策和民生需要，已成为各级政府首当其冲的行政指导思想，而且不少地方政府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行动，比如云南省的问责制。可在有些地方，行政作风不良仍然严重。他们总认为，群众忍耐力强，不会轻易选择“死的威胁”，用恶性暴力事件对抗社会的可能性非常小。他们总认为群众的认识水平仍停留在愚昧、封闭，逆来顺受状态。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腐败目的，总是用铤而走险、暗箱操作、合法化的行政制裁力剥夺群众合法利益，鲸吞群众的合法收入。就像出卖土地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卖与不卖绝对不是行政领导说了算，而是村民自己说了算，因为此前村民已经和村委会等上一级政府签订了土地承包协议，这个协议具有法定约束力，也是保护农民土地的“法律护身符”。
 　　有了承包协议的保护，有关部门怕做不通群众的思想工作，才使用野蛮手段，先斩后奏，强行出卖农民的土地，将农民逼向“不得不同意”。“因反映土地被侵占之事，白某夫妇遭人报复殴打后，到临泉县有关单位讨说法，被调查人员说了几句”。仅有的诉求通道堵住了，才不得不“以死相逼”。

　　“以死相逼”后，媒体进行了报道，有关领导也就不得不追根究源，认真查处。可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不能将消解工作做在前头？希望有关领导能够将这当作举报线索，深入挖掘内在问题，调查真正原因，揪出幕后凶手，看看还有哪些领导漠视群众的生存呼声，漠视群众的合法权益。给以死相逼的村民一个“活下去的理由”，给关注此事的读者一个满意答复，而不要任由民生在苍凉境地无限流浪，成为“权益的孤儿”。●雷泓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