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媛 绘

　　北京奥运大幕落下，多数外国宾客倦鸟归林。然而在蜂拥而至的数万名新闻从业者中，有一位世界级人物孔雀南飞，接受广东省最高官员邀请顺访华南。人们这几天发现，作为广东之行的结晶，美国最有影响的报纸《纽约时报》在8月3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来自华南的明信片》的专栏文章。文章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“解放思想”讲话，说到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；从“中国制造”，说到“中国创造”；从广东珠海的风能发电厂一直谈到中山大学的“公民社会研究所”，引发了网民热议。（9月3日人民网）

　　热议何以产生？一方面是文章作者托马斯·弗里德曼近年来在中国精英界声誉鹊起，一方面是文章没有大谈政治，因而也就少了传统西方媒体的火药味，也就不存在“妖魔化中国”。因此有人认为，北京奥运是精彩的广告，《来自华南的明信片》也是精彩的广告。此话有些过誉，但也不无道理，问题是：这不是广告的广告是怎么做成的？是我们过去没有机会去做，还是观念有问题？

　　这背后要解读的信息太多了。而最根本的是两个具有强大话语权的中西方人物，尤其是原本不够开放的一方的沟通媒介、沟通意愿和沟通行动。主政广东的汪洋先生在国内尽人皆知。而弗里德曼先生是目前唯一一个三次获得世界知名新闻奖——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报人，但是除了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，国人更多地知晓他的名字，是通过一本全球畅销书的中介：他在2005年出版的《世界是平的：21世纪简史》，其部分灵感来自他对印度“硅谷”班加罗尔和上海等地的访问。

　　改革开放让《世界是平的》进入中国，成为汪洋先生的案头物和推荐对象，也让他记住了弗里德曼的名字。而弗里德曼的全球视野发端于其教育背景，他在大学期间获得的是地中海研究学士学位，又获得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硕士学位，期间深受著名中东史学者艾伯特·胡拉尼的熏陶。这在众多欧美精英中至少不容易被指责为“西方中心论”者。